针对新产业、新赛道，上海过去一年动作频频——首批划定数字经济、绿色低碳、元宇宙、智能终端等新赛道领域，并发布相应的行动方案；此后，上海将眼光瞄准更长远、更前瞻的领域，聚焦未来健康、智能、能源、空间、材料5个方向，发布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。

根据两个方案，到2025年，上海一系列新赛道的产业规模总和要突破1.5万亿元；到2030年，未来产业的产值力争达到5000亿元左右——可以看出，通过谋篇新产业、新赛道，上海已为下一步更好参与和应对国际合作与竞争准备好“门票”，不仅通过新赛道全力拥抱“明天”，也通过未来产业进一步把握“后天”。

新产业、新赛道集中体现了上海的综合优势，必须进一步拉长长板、补齐短板，通过承担更多国家战略、强化使命担当，从而实现自身发展。以数字经济为例，上海是国内最早提出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城市，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方面，更是依托浦东引领区建设，建成了全国唯一以“交易所”命名的数据流通交易机构——上海数据交易所，预计今年场内数据产品交易额有望突破10亿元。围绕数据交易所这一全国性平台的建设，邵志清、张英、张琦等委员此次分别递交提案，不约而同地建议依托上海现有优势，建设国家级数据交易所，完善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工作机制，开展全国统一的数据资产登记、数据资产凭证管理等服务，打造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的功能枢纽。

而在生命健康产业领域，作为可能在未来开启一个极其巨大市场机遇的“钥匙”，干细胞治疗也在今年全国两会受到关注。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国华表示，目前全球已有21种干细胞产品上市，但无一来自中国。为了抓住当前的干细胞药物创新“窗口期”，我们必须在确保用药安全的前提下参照国际惯例，加快完善构建中国特色的审评制度，提升产业化能力。他建议，要建立国家级干细胞基础研究中心，以及若干干细胞临床医学研究中心，吸引顶尖科学家参与治疗干细胞产品研发。

让传统产业在新赛道上奔跑

上海在传统赛道领域底蕴深厚，集聚了一批领军企业和高水平机构；着眼未来，如果能花大力气推动传统产业“借道”新赛道实现“超车”，必将争取到更多发展主动权。实际上，过去一年，上海在“智能终端新赛道”的一个重要细分领域——新能源汽车方面，表现非常抢眼。去年，沪产新能源汽车99万辆，同比增长56.5%，占全国的1/7，产值超过2800亿元。究其原因，关键就在于上海通过多年努力，在汽车领域形成了完备布局，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、供应链的枢纽节点。

谈到融合传统产业的优势，开辟新产业新赛道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把目光投向了钢铁、化工、建材等流程制造业。他建议，可以通过提升这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水平，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打造出智能化、高端化、绿色化发展的新格局。他尤其提出，要将元宇宙引入流程制造业，突破人机交互、三维引擎、数字设计等关键技术瓶颈，打造出工业领域的“智慧大脑”和“智造新实体”。

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一些关键工具必不可少，甚至本身就可以是新产业、新赛道的一个环节。张英委员提出，工业软件作为现代工业的灵魂和基石，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、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中能发挥巨大作用。因此，完全应该把工业软件也看作是“国之重器”。为加快我国工业软件发展，张英建议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，另一方面，更要在应用突破、生态营造等方面加大力度，特别是要推动工业软件企业与制造业龙头加强合作，发挥龙头企业的“链主”带动作用，使得工业软件在产业链上下游得到普遍应用。

新赛道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前景非常广阔，除了元宇宙、软件技术等之外，绿色低碳的发展也需要与能源、制造业等传统工业加强协同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冷伟青说，能源与制造业是我国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主战场，目前，在能源的供需两端，还存在着协同优化不足、新能源项目实施整体性不够等问题。为打通相关壁垒，冷伟青建议将此前以单个企业、局部改造为主的新能源发展模式，向对整个产业园区开展系统改造升级为主的模式过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国家应鼓励试点创建“零碳”产业园区，同时大力培育具备实施一体化系统优化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。

同步推进技术与治理体系创新

新产业、新赛道要持续面向未来、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延伸，不仅需要硬核的创新突破，也需要完善软环境。两会期间，多位代表委员就完善新产业、新赛道治理体系给出建言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建议，结合自贸区建设的迭代升级，推动相关制度创新和路径突破，加快生物医药研发的提升和发展。他认为，目前我国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的通关便利化程度还有待提升。虽然上海自贸试验区、江苏自贸试验区已有一些监管试点，但仍需进一步整合，才能发挥出更大效能。同时，我国生物医药领域作为外资存量比较集中、增量外资比较关注的领域，在细胞治疗等方面，外资能否参与的规定仍不明确。金力建议，要通过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，比如对生物医药研发类企业进行分级分类管理、给予符合条件的企业更高水平的通关便利等，进一步优化生物医药研发环境。在外资投资细胞治疗方面，他认为，可以在修订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时，优化相关规定，选择北京、上海等合适地区有条件推进开放试点。